这里涉及与国法体系规范逻辑上的差异。

10 关于该种类型政党与国家关系对八二宪法的制约作用，参见任剑涛：国家形态与宪法解释，载《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3/4期合编本。这在新条例当中就反映为更多地要对科学规律进行把握，对专家意见进行吸纳转化。

就是说它上不适用于党章、中央党内法规及其规范性文件，下不适用于省级党委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起草阶段完成之后，就是由起草机关来提交制定机关进行审批和发布，经过审批、审查，并且进行一定的修改合格之后，进行正式的发布，发布即具有党内法规的效力。它也不适用于省级党委以下的党组织的规范性文件。（五）党内法规效力等级体系新条例规范了党内法规效力的等级体系，之前我们也有所提及。所以党法建设一定要坚持与国法相协调的原则，要特别重视党法的立改废过程当中与宪法法律一致性的审查和保障。

从实证法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并存着两个规范体系：国法与党法。我们刚才讲新条例，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立出来之后，要不要改，要不要废，怎么改，怎么废，就要依赖于备案审查的程序。因此党内法规的制定，必须以党章为依据。

有关理论文献可参考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2版。这就建立了明确的说明理由制度，要求在正式文本公布之后，同时公布对意见的处理情况，说明为什么采纳，为什么不采纳，这就推进了立法的公开性和回应性。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点不足。第三种是论证会，主要针对的是专家，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就党内法规的技术性问题或者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进行专业性的讨论，定向吸收专家的意见。

这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制定详细的党内法规的要求，已经表明党从早期单纯的纲领完善和组织建设，逐渐深入到行为规范的领域。毛泽东同志已经注意到了纪律之外党法的重要性，注意到党内缺乏一部较为详细的法规对于党的革命和建设有可能造成消极影响。

表明它不是一部全新的条例，是在总结、反思1990年条例的基础上加以完善的结果，很多的制度条文是在1990年条例相关条款的基础上进行的完善。第三，理顺了党内立法权规范化行使的程序、方式、表现形式，为建立有机统一、规范协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供了框架性指引。强世功：如何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对白轲教授的回应，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公众参与不限于党员，群众也有权参与。

从制度理性角度经验性地挖掘中国模式之理论合理性的学术作品近二十年来不断呈现，尽管价值立场存在争议，但社会科学层面的学术努力不容忽视。3党政关系法治化与党的法治转型也一直是中国宪法科学4的最根本问题，不仅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5，更因为这一领导机制作为实际起作用的执政权已经形成了中国党政体系运行的丰富的制度网络6。从大类来看，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党内法规和党内制度。但政治史上的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现实政治亦展现出政党类型多元的结构性特征。

这又包含三个子原则：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20作为一个大型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之初就背负着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完成这一基本革命历史任务的前提下，建立新中国之后，又要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党内立法法，是非常重要的把关性的程序，它在总体上保障党内全部立法能够与宪法法律相一致，从而确保法制统一。这一时期党内法规建设集中于领导体制的调整，以及党内立法权的规范化，制定了一系列作为新时期党组织规范建设的基础性法则：1980年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一准则的制定，显然是对文革时期相对紊乱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反思，同时也顺应了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

国法体系已经建立了以《立法法》为框架的备案审查制度，而党法体系在党内立法法调整之下，也将日益完备。同时要落实程序化的要求，要求党的建设按照法定的步骤、程序、方式，有序地展开。比如，有的时候，一个并不非常正式的通知，它的效力就有可能高于党内法规乃至于党章19因此，为更加准确地理解党内立法法与依法治党原则之重要意义，需要简要考察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历史形成过程和概念内涵的演变过程。党内立法法对2000年《立法法》的原理与制度多有模仿，但也具有自身个性，在局部制度建构上尚存欠缺。如何确保党法与宪法法律相一致呢？如果仅仅是由党内进行审查，还是不够的。

党内法规的地位相当于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地位，而党内制度相当于国家法律体系当中法律之外的其它各种规范表现形式。6 有学者从不成文宪法的角度探讨这些为规范主义法学所忽视的制度现象，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2013年1月，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笼子是什么样呢？就是胡锦涛同志所讲的，以党章为核心的、与宪法法律相一致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我们刚才讲新条例，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立出来之后，要不要改，要不要废，怎么改，怎么废，就要依赖于备案审查的程序。

近期的集中讨论参见《德国法杂志》2013年第12期的专号，尤其是汤姆金斯教授的学术总结，see Adam Tomkins, Whats Left of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German Law Journal, vol.14, no.12(2013), pp.2275—2292.8 参见田飞龙：党内立法法：依法治党的标志性举措，载《新产经》2013年第11期。以上是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这在我们国家的人大立法、行政立法当中已经普遍运用。

第二个就是是否与宪法法律相一致。二是对法规备案和清理评估做出规定。1 比如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的转型研究，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与此理念所抵触的一些法规范，无论是在国家法层面，还是在党法层面，都会通过统一的审查制度、审查程序予以清理和排斥。

围绕解释权的条款，通常会规定在一部党内法规附则部分的最后一两条，说明本法规由什么机关负责解释，通常是有制定机关进行解释。摘要：2013年两部党内立法法的颁布回应了打造制度之笼的法治建设要求，更加明确了依法治党原则在法治国家体系内的地位。

发生不同位阶的规范效力冲突时，党内立法法建立了程序化的冲突解决机制。但是政党在组织国家方面，存在结构功能上的差异。

然后在此基础上，基于党内先进性建设的要求以及党模范践行依法治国的要求，由党法确定更高义务标准，这就构成了党员与党组织必须遵守的第二重义务。立改废是法律体系自我融贯于完善的连续性过程。

这是新法与旧法之间的规范协调的问题。这时建立一种联动衔接的审查机制，就有利于更好地对规范内容本身进行审查，做出合理的处置。其次是条例，条例是对党的重要生活某一方面的完整规定。22引自《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4页。

强世功的中国宪法研究进路及相关结论引起了左翼学术力量的积极呼应，最新的讨论主要在强世功和美国学者白轲（Larry Catá Backer）之间展开，参见白轲：创建发展一套健全的中国宪政理论——强世功有关中国宪政形式主义与合法性问题的论述，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16 参见俞可平：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载《学习时报》2010年3月18日。

第二层次的具体原则包含但不限于：第一，规范效力一致性原则，这包含两个子原则：党法体系化原则。5 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在规划环节，要解决我们在一定时间里面要立什么法的问题，也就是要确立什么样的立法议题的问题，又可以区分为宏观的五年规划和中微观的年度计划。党内法规对内、对外进行双重调整，既作为党组织自身活动的依据，同时也作为党领导国家的依据，构成了党组织和党员义务的双重来源。